首先，完善农村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改变以往社会经济评价中单纯对GDP的崇拜，真正把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及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农村经济发展考核体系中[13]。把“绿色GDP”作为衡量一个地方发展、领导政绩的重要依据，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作为干部的责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充分考虑环境及生态因素，真正推动农村的绿色发展。

其次，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及农业资源环境管控制度，完善体现农业资源环境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有偿使用制度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准入管理和底线约束，强化制度约束作用。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信贷、排放交易等经济政策工具，实现外部成本和效益内部化，使市场机制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增加农业生态产品的服务和供给，引导市场主体绿色生产和消费，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最后，强化依法治理机制。农村生态环境要扭转，必须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转变为法律意志。以耕地、草地、渔业水域、外来物种、产地环境和农业面源污染为重点，开展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农业资源和环境监测预警，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发布监测预警报告，全面及时反映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状况。对于农业生产过程坚持源头控制，加强产地环境管理，严格控肥控药控添加剂，推进减量化绿色生产。严格农业投入品监管，建立农业投入品电子追溯制度，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现“从田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建立政府部门与公众、企业有效沟通的协调机制，切实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营造绿色发展的舆论氛围。